1949年11月4日，燕京功德林。深秋的燕京已经有了寒意，功德林院子里的槐树叶子落了大半。下午三点，色阴沉，像是要下雪。
李宇轩正在房间里整理他的抗战回忆录手稿，突然听见门外汽车声。他走到窗边，看见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院子门口，姚永清快步迎上去。
车门打开，下来的是主任。今他没穿中山装，而是穿着一件半旧的灰色棉大衣，手里拎着公文包。
敲门声响起。
“请进。”
主任推门进来，带进一股冷空气。他摘下围巾，笑着：“景行兄，又来打扰了。”
“主任，请坐。”
刘广志搬来椅子，倒上热茶，然后退出去关上门。
主任搓了搓手，哈出一口白气：“今年冷得早。景行兄这里取暖还够吗？”
“够，煤球管够。”李宇轩，“与翔兄今来，不是只为问冷暖吧？”
“确实有事。”主任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，“想听听景行兄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。”
李宇轩一愣：“经济？我一个军人，懂什么经济。”
“景行兄谦虚了。”主任翻开文件，“您在抗战时期主持第三战区经济工作，实行战时统制经济，稳定物价，保障军需民食，很有成效。1946年您在行政院经济委员会当过顾问，参与制定战后经济复兴计划。这些，我们都了解。”
李宇轩沉默了。确实，他不仅懂军事，也懂经济——这是长期在地方和中央任职锻炼出来的。但他没想到，他们连这些细节都掌握。
“都是过去的事了。”他最终。
“过去的事，对现在有借鉴。”主任把文件推到李宇轩面前，“这是魔都、津、江城等地的物价指数报告。从5月到现在，大米涨了十二倍，棉布涨了八倍，煤炭涨了十倍。新政府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。”
李宇轩接过报告，快速浏览。数据触目惊心，但他并不意外。战后经济崩溃，通货膨胀，这是国民党政权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共和接手这个烂摊子，困难可想而知。
“与翔兄想听什么？”他问。
“实话。”主任看着他的眼睛，“您是经济专家，又熟悉国民党时期的政策得失。以您看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”
李宇轩放下报告，沉吟片刻：“首先要弄清楚病因。通货膨胀不是一造成的。局部抗战6年，全面抗战八年，政府靠发钞票支撑军费。内战三年，更是变本加厉。货币超发，物资短缺，物价自然飞涨。现在虽然战争基本结束，但货币存量已经量，老百姓对纸币失去信心，一有风吹草动就抢购物资，形成恶性循环。”
主任点头：“您得对。我们估算过，国民党发行的法币和金圆券，总量相当于抗战前的十万倍。”
“所以，治本之策是恢复生产，增加物资供给。”李宇轩继续，“但这是长期工程。眼下要治标，必须稳定币值。我建议，尽快发行新货币，与旧币按合理比例兑换，同时严格控制新币发行量。”
“我们正在筹备人民币的全国发校”主任，“但旧币兑换，比例怎么定？”
“要狠。”李宇轩斩钉截铁，“旧币已经成废纸，按市价兑换，新政府负担不起。可以定一个较低的官方比例，同时宣布旧币作废期限。这样虽然会让部分持币者受损，但长痛不如短痛。”
他顿了顿：“我知道这很残忍，会让很多老百姓积蓄化为乌樱但裂了总得有人补，补的人总得死——这是历史最残忍的默契。”
主任身体微微前倾：“您这话……怎么讲？”
“明朝的张居正如此，”李宇轩，“他推行一条鞭法，整顿财政，为大明续命几十年，自己死后却被清算。我在美国的好友也一样——推行新政，拯救美国经济，但损害了大资本家的利益，被骂成‘共产主义者’，最后死在任上。”
他看着主任：“任何深刻的经济改革，都会触动既得利益，都会有人付出代价。改革者往往没有好下场，但国家因疵救。这就是‘补者’的命运。”
房间里安静下来。窗外的风刮过，吹得窗棂呜呜作响。
良久，主任开口：“景行兄，您觉得新政府能成功吗？”
“看你们敢不敢下狠手。”李宇轩直截帘，“经济问题，本质是利益分配问题。国民党为什么失败？不是因为不懂经济，而是因为不敢触动既得利益集团——四大家族、官僚资本、地主豪绅。这些人是我们当时的统治基础，动他们，国民党就垮了。不动他们，经济就垮了。最后，两样都垮了。”
他拿起茶杯，喝了口已经微凉的茶：“共和不一样。你们的根基是工人农民，和既得利益集团没有瓜葛。所以你们敢下手——土改，没收官僚资本，打击投机倒把。这些政策会流血，会招恨，但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”
“那您觉得，我们会步国民党的后尘吗？”主任问得很尖锐。
“看你们能不能保持初心。”李宇轩放下茶杯，“革命党变成执政党，最容易犯两个错误：一是脱离群众，变成新的特权阶层。二是贪图享乐，忘记当初为什么革命。国民党就是前车之鉴。”
主任认真听着，没有打断。
“我句实话，与翔兄别见怪。”李宇轩继续，“共和现在得了下，万众拥戴。但200年之后呢，这些都要未雨绸缪。”
“谢谢您的直言。”主任诚恳地，“他常，‘进京赶考’，不能学李自成。您的话，我会原原本本向中央汇报。”
他看了看表，已经谈了快两个时。
“最后一个问题，”主任，“如果请您参与经济工作，您愿意吗？”
李宇轩笑了：“与翔兄，我是战犯。”
“战犯可以改造，可以特赦。”主任站起身，“华夏现在百废待兴，需要各方面人才。李将军懂经济，懂军事，又熟悉旧政权的情况，正是我们需要的人。当然，这要看您的改造表现，也要等合适的时机。”
李宇轩也站起来：“我老了，精力不济。但若真有那么一，我愿意尽绵薄之力。”
“好。”主任伸出手，“那就定了。”
两人握手。主任的手温暖有力，李宇轩的手苍老但稳定。
送走主任，李宇轩站在窗前，看着轿车驶出功德林大门。色更暗了，开始飘起细碎的雪粒。
刘广志走进来，收拾茶具：“景公，主任跟您聊什么了，这么久？”
“聊经济，聊治国。”李宇轩，“也聊‘补者’的命运。”
刘广志没听懂，但没多问。
那晚上，李宇轩在日记里写道：
“1949年11月4日，阴，初雪。主任来访，谈经济形势。余直言新政之难，改革之痛。彼虚心听之，颇有明主之风。然补者多无善终，张居正、吾之好友皆如是。今共和欲补华夏经济之，其路漫漫，其险重重。愿其不忘初心，善始善终。”
写到这里，他停下笔。